勿忘六四，超越八九

陈闯创

     今天站在这里，在这么多前辈面前代表全美学自联致辞我感到很荣幸，但问题是我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谈八九谈六四？六四屠杀过去27年了，我今年30岁，大概也可以算后八九一代。今年初和一位八九亲历者谈起六四时，TA说你当时还是一个小屁孩，懂什么。确实如此，今天我就要回答为什么这个年龄却更加给我以资格谈八九六四，那就是我的讲话题目“勿忘六四，超越八九”。我和我的同代人有责任既要承接传统，又要开辟新局面。

27年和30岁这两个数字让我联想起两个人，一个是林昭、一个是王军涛。27年前的今天，王军涛已30岁，他和他所在的团队正在北京尝试促成朝野互动谈判，当然他没有成功，四个月被抓，后来被判刑13年，然后流放海外已22年；1989年再往前27年，即1962年的6月，林昭也是30岁，她刚从监狱放出3个月，正处在取保候审状态，但仍然勇敢地结交右派试图组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并因此于6个月再度被抓，后来被判刑20年，继而升级为死刑。

我举这两个例子，当然不是说我要和林昭、王军涛相提并论，而是说我已经做的事情比起这两位在我同龄时所成就的要差了远了。但这么相比并非没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民主运动事业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在中共高压统治之下反对派其实始终存在，一拨接一拨的从自身经验中领悟出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道理，可惜的是由于处境极为艰辛，稍有露头就会遭遇到立即的专政打击，无法形成气候和规模，并且在遭遇打击后，还伴随着无期限的持续压制和屏蔽。正是主要由于中共这种策略，和小部分的反对派自身原因，每一代反抗者几乎都孤芳自赏，矜持于自己的领悟和发现，既不吸取前人的教训，也不关心后人的前进。1957年右派和1979年文革后出现的“不信者”一代很少有联系，1979年民主墙一代和1989年抗议学生少有联系，1989一代和2003年后出现的维权一代有很少联系。但与此同时，中共监视、分化、收买、打压、破坏、镇压反对派的手段从未失传，而每一代反抗者几乎都是从头学起如何挑战和应对中共。

    令人欣喜的是，27年前成立于1980年代末的全美学自联现在总算有了3位出生于1980年代的已并非很年轻的青年加入，这在同类组织中还是第一个。我相信，长远来看，这么做的意义将会更加明显。我今天来并不是要说什么激动人心的大话的，但我确信我们不用再等一个27年才能进到对面的大使馆里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正式悼念1989年六月为中国之自由民主而捐躯的学生、市民等先烈们。到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全美学自联仍然会在这个地方举起蜡烛凭吊英魂。

六四当然要纪念的，这就是传承的意义。接下来我要说开创新局面，也就是超越八九。事实上我和我的同伴秦邦、古懿都不是单纯因为纪念六四而投身到政治反对行列之中的。一方面是当局在1989年后试图抹去人们的历史记忆，这场延续至今对记忆的屠杀所造成的恶果可能比六四屠杀的人员伤亡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更大，道德堕落颠倒是非与此有很大关系。2003年当我在电脑上第一次看到六四开枪的场面时，我的反应是可悲的，我当然认为开枪是绝对错误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但那时我又不觉得现政权要为这件历史罪行负责，因为我不知道现政权其实和当年一样残暴犯下了种种恶行。我在对共产党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犯下的罪恶有了初步了解的同时，却对于现实黑暗仍处于基本的无知之中，以至于我犯下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政治错误，那就是在2006年20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幸中的万幸，2006到2008年出国留学前，自由门翻墙软件给我在网络上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开始了解到中共对于包括基督徒、法轮功、藏人、维人在内的各种信仰团体的镇压，对组党运动的镇压，强制拆迁、艾滋病血祸等等各种问题。现实如此黑暗，以至于我在和一个了解却不同情胡佳的友人争辩是否要投身体制以改变体制时，我悲观地说投身进去，那只可能将来我被体制同化为一个现在的我所讨厌的人而不会是我改变整个大环境。但除了逃离、躲避、独善其身，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我个人走上政治反对的道路最主要是出于对被边缘化和孤立的反对群体有了更多认识，这个过程我要尤其感谢北风、莫之许在网上的不懈分享。我惊讶地发现包括陈子明、刘晓波、王炳章、高智晟、胡佳、陈光诚、刘贤斌、陈卫在内的反对派虽然承受了当局的残酷镇压和折磨，却既展现出远超诸多知名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又具备足够的道德勇气和顽强的行动能力。出于对反对派智慧、勇气和道义的敬仰，更是出于自己的良心，我意识到明确和坚持反对专制独裁的立场才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才有机会弥补自己的错误。

超越八九并非针对具体哪些个人，而是说把目光投向当下有利于促进反对派坚持下去的事情，纪念六四是要做的一件事，但并非唯一或最重要的。我个人对于言论自由最为关注，主要活动场所是推特，而今年已知有四个政治犯张海涛、应立钢、王默、谢文飞因为在推特所发言论被中共定罪。他们之所以成为反对派，一般不是被单纯的政治理念而说服，而是在维护个人正当权益而申诉维权之后发现此路不通，才发展到积极主张和维护公民政治权利的。完全可以说，1989民运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下抗争来说仅有参考价值而没有指导意义，毕竟时局有了很大变化。89民运的参加者大多是临时加入一个突然兴起的运动，运动主流并非推翻中共政权，而是大规模请愿，运动并不激进而是有秩序、非暴力，并没有留下什么颠覆独裁体制的指导性经验，这在当时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时至今日，反对派必须承认中共专制独裁政权之邪恶、残暴本质自1949年以来从未改变，正像王默在自我辩护和上诉状所说的“颠覆中共独裁政权既是宪法权利，也是自然法则”。反对派必须明晰这个看似激进实则是最低要求的反共产专制的立场，这在习近平政权残酷镇压导致民间运动进入“冰河期”的限制更有其重要意义。

2014年10月陈子明去世时，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假如一个现在二三十岁的大陆年轻人希望20年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一席之地，他现在需要和能够做些什么？是依附于中共投身并维护现行体制，还是从事反对运动推动政局变化，抑或暂时将政治置身事外而是专注于其他专业或职业，等待大变局后凭专业地位而高姿态转入政界？

一年半过去了，中共针对民间的压制也更加严酷，对于我而言，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更清楚了。面对独裁专制的中共政权，做反对派、投身反对运动，当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这条道路艰辛而孤独甚至漫长，难以形成可累积的效果，很难影响到更大范围内的群体，但这种对于专制政权的根本质疑，对于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的根本坚持，却拥有珍贵的道义资源，在大变局到来时自然会为人们所寻求。坚持而非逃跑，这就是我的立场，这也是全美学自联过去27年来一贯的立场，我为加入这个团队而自豪，也谢谢大家今天能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表达对六四遇难者真诚的哀悼和追思。

原载《全美学自联》